那是1998年，我十五岁，上初二，弟弟张磊初一。我们在离家不远的同一所乡村中学读书。

这一年市里为乡村教师组织修建了一批城市福利住房，全市范围内各农村学校的老师都有资格可以买这个房子。很多乡村教师都在那一次买了房，举家搬迁住进了城里，配偶和孩子们便从此跟着变成了城里人。

我父亲原本压根儿也没想过买房的事，我们后来虽然搬了单独的院子，但父亲依然还在资助最小的叔叔读书，根本没有任何积蓄。

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同事来了我们家，他得知父亲完全没有买房的打算，就立即对他展开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给父亲罗列买这个房子的好处。

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一张嘴就是能抵得上千军万马。

我还记得那名老师姓徐，口才极好。那个上午徐老师在我们家的演讲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吐沫星子乱蹦，极具说服力，最后愣是把一个心止如水的佛系中年人——我四十岁的父亲全身的激情给点燃了。

在徐老师走了后，父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一种激情，说话声调也骤然抬高，忽然变得空前强硬起来，没跟我妈商量，就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出了门。

我隐约感觉父亲可能要干件大事了。

果然，他去分别找了他的几个好朋友好兄弟，这里面有几个是他师范学校时的同学，那时候是城里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资格买这个福利房的，而且他们原本就住在城里，不需要买房，父亲觉得他们手头应该会宽裕些。

父亲迅速筹够了第一笔房款，两万块。

交款那天，他叫我三舅来我们家，好让他当个临时保镖以防万一。他把筹到的所有钱都拿出来，摆在我们家书房的八仙桌上清点，只有少部分是面值100的，大部分都是面值50，甚至10元，把桌面几乎都摆满了。

三舅笑着打趣道：“你们不是一直说没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