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河南新郑一处白氏宅院传来婴儿啼哭，中唐文坛注定震动后世千百年的大人物白居易，就此降生人间。

白家算不上顶级世家，却世代耕读传家。远祖追溯至战国秦将白起，这份祖上荣光更多是后人附会，真正撑起白家门第的，是白居易祖父、外祖父与父亲三代基层文官。祖父白锽曾任巩县县令，外祖父陈润亦是擅长诗文的读书人，父亲白季庚常年辗转各地担任县尉、别驾，为官清廉，家中积蓄微薄。安史之乱平定不过十余年，藩镇割据的战火仍在中原、江淮反复蔓延，生在动荡年代，白居易的童年从一开始就和颠沛流离绑定。

五岁启蒙学诗，九岁便能通晓声韵格律，这不是后世文人夸张吹捧，而是白居易晚年在《与元九书》中亲笔写下的亲身经历。别人家孩童尚在追逐嬉戏，白居易已经日日埋首书卷。战乱四起，父亲为躲避叛军劫掠，带着全家辗转徐州、宿州、越州多地逃难，马车颠簸、茅屋漏雨，都没能打断他读书的节奏。

少年白居易苦读到近乎自残，史书载其“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天背诵辞赋，夜里伏案研读经史，间隙还要打磨诗作，昼夜连轴几乎不休息，嘴唇常年溃烂生疮，握笔的手肘磨出厚厚老茧。长期透支身体，让他早早身形消瘦、头发花白、牙齿松动，二十出头便如同半百老者，也为他晚年多病埋下病根。

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是白居易最早接触民间疾苦的课堂。沿途流离失所的百姓、苛捐杂税重压下的农户、被战乱摧毁的村落，一幕幕凄惨画面刻进他心底，早早埋下“为民写诗”的种子。不同于盛唐李白游山玩水式的浪漫，白居易自少年时，目光便牢牢落在底层普通人身上。

十六岁这年，白居易怀揣一沓诗作奔赴长安，想要拜谒当时文坛鼎鼎大名的顾况，求前辈指点门路。初入京城，物价昂贵，顾况初见白居易名帖，拿他名字打趣：“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短短一句玩笑，道尽京城谋生艰难，可当顾况翻开诗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瞬间收起戏谑，连声惊叹：“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让十六岁少年一夜在长安文坛崭露头角。顾况四处为他宣扬才名，不少官员文人主动结交这位天才少年。可白居易没有沉溺虚名，他清楚，唯有科举入仕，才能真正实现心中济世安民的抱负。

彼时大唐科举难度极高，进士科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三十岁能考中进士，都算年少有为。白居易埋头苦读十余年，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走进考场，一举登第，名列第四名。同榜十七人中，白居易年纪最小，春风得意的他登上大雁塔，提笔写下名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雁塔题名是唐代进士专属荣耀，这一刻，少年意气、报国热忱尽数迸发，他坚信自己终将凭借才干整顿吏治、安抚百姓。

考中进士只是第一步，唐代进士登第后不能直接做官，还需通过更严苛的制科考试。贞元十九年，白居易拿下书判拔萃科第三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正式踏入仕途。也是在这段供职秘书省的时光，他遇见了一生灵魂知己——元稹。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两人出身、境遇、理想高度契合：同为小官僚家庭出身，年少丧父，由母亲独自抚育，靠着苦读登上科场，都看不惯朝堂权贵跋扈、百姓饱受压榨。一见如故的二人，日日相伴论政写诗，闭门数月写下七十五篇《策林》，从民生赋税、藩镇治理、军事边防到文教礼法，全方位剖析大唐积弊，给出详尽可行的改革方案，字字句句都藏着“兼济天下”的初心。

后世将二人并称“元白”，不只是文坛搭档，更是生死与共的挚友。他们约定，诗歌不能只写风月消遣，要针砭时弊、记录民生，一场改变中唐诗歌格局的新乐府运动，自此悄然酝酿。

元和元年，白居易辞去校书郎，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再次高中，授盩厔县尉。周至紧邻长安，是京畿重地，县尉一职需要常年下乡巡查农事、处理民间纠纷。这份基层官职，让白居易近距离窥见底层百姓生存真相，也催生千古名篇《长恨歌》。

公务之余，白居易与友人同游仙游寺，听闻当地流传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有感帝王误国、盛世崩塌，挥笔写下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全诗百句，行文通俗婉转，爱恨缠绵又暗含讽谏，问世之后迅速风靡大唐。长安酒楼、教坊歌女、民间孩童人人传唱，甚至远传海外，鸡林国商人专程高价收购他的诗作，一篇百金，真伪一眼可辨。

《长恨歌》爆火让白居易名声响彻天下，可他并未沉醉于言情诗带来的流量，心中始终记挂民生疾苦。元和二年，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次年升任左拾遗，这是专门劝谏皇帝、弹劾权贵的谏官，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面圣上书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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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朝堂之上，白居易彻底释放直言敢谏的本性，全然不顾官场明哲保身的潜规则。唐宪宗想要用兵讨伐藩镇王承宗，耗费巨额军费，百姓赋税陡增，百官无人敢反驳，唯有白居易连上数道奏折，细数战事弊端，恳请皇帝休养生息；关中大旱，庄稼绝收，他连夜上书，请求减免江淮灾区赋税，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宫中宦官借着“宫市”名义强抢百姓货物，朝堂权贵与宦官勾结，百姓敢怒不敢言，白居易直接写下《卖炭翁》，用直白文字揭露宦官恶行。

这段谏官生涯，是白居易讽喻诗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发起新乐府运动，立下核心理念：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写诗不为堆砌辞藻、附庸风雅，要为百姓发声、为时代记录。他将诗作分为四大类，最看重讽喻诗，先后创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字字锋利，直指社会所有阴暗面。

《红线毯》痛斥地方官员搜刮丝绸讨好权贵：“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观刈麦》记录盛夏农人的煎熬，贫妇抱着孩童捡拾麦穗充饥，白居易目睹此情，愧疚自省“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上阳白发人》怜悯深宫女子终身孤寂，青春耗尽不得君王一见。

为了贯彻通俗写诗的理念，白居易有个独特习惯：每写完一首讽喻诗，就念给家中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但凡老人听不懂的词句，立刻修改，反复打磨到浅显易懂为止。不追求晦涩典故、华丽辞藻，普通人都能读懂诗中悲欢，这是他独有的创作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