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最后一个人“接受治疗”且所有个人物品被全部溶解后，夏希羽带着完成善后工作的沈涵曦、汤霄、卡罗尔·关野、艾丽塔·劳雷尔四人在最后一批离开了这处在巴黎郊区的临时住处。

当夏希羽左脚踏进由大东方会安排的、自己在巴黎市中心的住处时，恰好是中国的1982年2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对应到巴黎时间是1月30日的下午五点整。

“夏教授，我们为您安排的航班，是三天后最早的一架前往浦江的法航航班。那次航班上除了与您随行的几位同事们之外，不会没有别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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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安妮司客的告知，夏希羽点头对这个安排表示了认可：“感谢你们的贴心安排。”

接着，双方又聊了一小会后，戴安妮离开了夏希羽的房间，并且答应了夏希羽的一份邀请——

邀请法语保护协会的菲利普·德·圣罗贝尔先生【1】一同批判美国于1981年开始设立的“青年领袖”项目，同时邀请对方在法国驻沪领事馆的支持下，前往希羽组研究所、浦江外大、浦江交大参与法语推广、教学、考核与培训工作。

夏希羽在1月初还未到达法国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电话与克洛伊确认了这个方案可以得到领事馆方面的支持，但也告知了这一项目的风险和并不高的可能性，克洛伊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只是，令夏希羽出乎意料的是，在三天后带着他的一些专着与他一起乘坐飞机前往中国的圣罗贝尔先生对此事报以极高的热忱，并且立刻同意了先行在希羽组研究所进行试验性的授课，随后再到1982学年第二学期开始在三地进行授课和演讲。

而出乎其他人意料之外的是，跟着上飞机的还有告知并得到了阿兰·孔涅同意的夏雯莉。

在1983年2月2日晚上七点，夏希羽等人经历了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劫机事件，并最终平安回到研究所后，在研究所吃到了等待许久的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