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咏奏答：“皇上所言极是，倭寇请降，我军则能兵不血刃收复朝鲜全境，立下不世之功，而我军困境自解。朝鲜也将对皇上感恩戴德，倭国也必从此臣服。

至于如何断定真假，可令倭国使臣入京请降，自然分辨得出。同时，兵部将再遣细作，严密监视朝鲜倭情变动，如有异常也可立作部署。”吴兑再次附议。

申时行感到众议皆似乎倾向于接受请降，反倒是对战争与财务均有极重发言权的高务实始终缄默不言，不知何故。

但申时行现在没空想那么多，他主战的动议自然没那么简单，正是现在中原再发水灾，他才更想保持战争，因为战争主要责任在兵部，赈灾主要责任在户部，两方都是财政无底洞，只要一个都不肯放弃，那么实际上的最终压力就都会由实学派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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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吴兑主和也是因为如此，他担心掌握财权和军权的实学派会因此压力太大，最终无论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免不得要被言官大骂，甚至被皇帝认为辅政失误。

申时行思索片刻，沉吟道：“老臣对倭寇之诚意始终难以放心，如此也好，细细盘问使臣再定真伪。不过这期间也不能马放南山，可令宋应昌先行屯田储备军粮，各地粮草也需要继续批次押运，内阁将时时督查各省实情。

一旦请降之事定伪，大军尚在朝鲜严阵以待，可联合朝鲜就地反攻，再发援军彻底平定。若接受倭寇请降，大明还需提出条件，而倭寇也将请求册封及朝贡，请问皇上有何旨意降下？”

朱翊钧摆手道：“蕞尔小国，何须多言！就三点：倭军在册封后立即撤离朝鲜，不准留下一兵一卒；大明只册封而不许其求贡；日本与朝鲜修好，不得再行侵犯。”

周咏迟疑道：“臣敢问皇上为何不许求贡？”

朱翊钧轻哼一声，道：“朕行册封是为彰显天子圣恩，不准求贡是朕对其厌烦不齿，若非日本被太祖皇帝列为不征之国，朕恨不得千帆浮海，踏平日本才好。”

周咏又问，若倭寇询问不许求贡之因，则该如何回复？朱翊钧却不想多谈，便表示周咏可自行决定。

周咏领旨道：“臣遵旨，若协议成立，则还有另外一事需要禀报：倭寇请求在其撤兵同时，我军也尽撤辽东，此因其担忧大明会出尔反尔。”

申时行立刻对此表示反对，向朱翊钧谏言：“老臣不同意北撤，老臣恳请皇上采纳宋应昌方案，一旦定立协议，为防倭寇卷土重来，我明军可留驻朝鲜屯田、开矿，以节省朝廷粮饷开支。”

宋应昌这个建议其实是秉持高务实的叮嘱，高务实早在战前就主张于朝鲜八道设官理事，屯田驻扎，以备稳妥。不过他的这个意见当时就有不少朝臣反对，认为如此做会让朝鲜觉得受到侵犯，不利于宗藩关系维系。另外还显得大明太过霸道贪婪，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失掉了上国气度。

高务实当时据理力争，表示这些措施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不如此则不足以保卫朝鲜，此举本质上是对朝鲜提供军事保护，而大明不可能也不应该花本国老百姓的钱去保护别国，因此朝鲜付出一些成本是理所当然。

不过即便如此，这件事当时也没谈妥，皇帝一边觉得大明是天下共主，为了一点粮食矿产抠抠搜搜显得没有格调，一边自己其实也不是个在财务上多么大方的人，要自己贴钱帮朝鲜守卫国土，着实又很不划算。因此皇帝当时便把事情搁置了下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申时行反而站在了高务实之前的主张上，同意宋应昌此时的意见，这就有些奇怪了。

周咏此时道：“元辅，此事是否有使其拥兵自重之风险，甚或让人觉得大明有吞并朝鲜之意？且我大军长期独立于异国，着实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