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不对，你这个比喻有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给他们机会认祖归宗。”高务实大摇其头，道：“你看岛津家、长宗我部家那些人，一个个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嘛，所以这是认祖归宗。我这个人最是仁慈不过了，怎么能能离散骨肉至亲呢。”

“是么？”刘馨白了他一眼，道：“我记得以前我中学时代的男同学们，基本上都是盼望着马踏东京来着，你要是去和他们说中日一体，我估计你恐怕要挨揍。”

高务实笑道：“人在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想法，那是很正常的事。人总是会随着年龄和知识的积累成长起来的，然后就会明白，打仗只是为了达成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手段，但打仗本身未必能解决问题，如果有更好的手段彻底解决，那打不打仗其实根本不重要。”

“可是依我之见，你要让日本‘认祖归宗’，怕是最终还得打仗才行。”

“小孩子早早离开爹娘，有点叛逆心态很正常嘛，虽然我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如果着实不听话，打打屁股那也是应该的。你不是老说我有爹妈心态么？你瞧，这也是爹妈心态呢。”

“行行行，反正你总有道理。”刘馨叹了口气：“我就是怕，你找的这个搞不好是个逆子，教都未必教得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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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还是很怀疑这种同化能力嘛，那这样吧，我简单说说这种能力是怎么回事，曾经做到过什么。”

刘馨点点头，道：“请讲，我也希望你能说服我。”

“生活在中国北方更偏北的先民，原来过的生活和中原地带、南方差不多，但随着人口增多，那里的农耕环境也没有其他地区好，所以这些先民开始了农耕加狩猎的生活。

再随着气候变冷，粮食进一步减少，为了生活，这些先民只好带着家畜到处寻找食物，游牧，就开始了。但游牧的收益无法保障，所以时不时就要南下抢劫，要想抢得过农耕民族，就需要加强武力，所以游牧化的民众，就成了人人皆能骑兵打仗的好战士。

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民众，面临两重压力，一个是气候变冷造成粮食产量下降，一个是北方游牧化的民众南下抢劫。对于他们来说，自身的资源本来就不够，还有可能被抢走，这该怎么办呢？

应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办法：第一是改进生产技术增加粮食产量，但迭代生产技术是个长期实践才会见效的事情。于是人们想到第二种办法，重新划分资源，让少数人吃饱。也就是通过战争或统治，让大多数人少吃多干，供养剩下的一小部分人，这就是“阶级化”。

此外，重新划分资源还有一种办法，部分人结成共同体，然后宣布其他人“非我族类”，再把他们的资源抢过来。这种方法更暴力，更残酷，冲突更激烈。

这三种方法，常常是组合使用的。比如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在劳动生产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同时，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冲突也更加频繁。群体之间，强大的群体会兼并弱小的群体。

群体内部，掌握更多资源的人变成贵族，他们会对下层农人进行剥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掌握资源的贵族会修建豪华的宫殿，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人群间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并逐渐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普通民众在下层，统治者在上层，最高统治者在顶端。体现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夏、商、周的出现。

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干冷化，夏政权出现。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和公元前1000年左右，商和周相继出现——问题来了，为什么就偏偏在这些时期出现了这些政权？

公元前2000年前的全球气候干冷化，给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带来严峻的生存挑战。原本生活方式相近的各个先民聚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生活在农耕畜牧交界处的北方民众，走向畜牧化、移动化和武装化。生活在农耕区腹地的中原民众，结成维护共同资源的群体，因此才有了夏、商、周这些比较强大的政权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夏’的概念出现了。直到西周，‘华夏’的概念都还没有被提出，而且‘谁是华夏，谁不是华夏’也很不明确。周政权的很多盟友都是西部的游牧部族，甚至周人最初就属于西戎部落。

既然这样，‘华夏’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你听肯定过吧？大概情节是，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非常昏庸，他宠幸美女褒姒，为博美人一笑，点燃烽火台，多次戏弄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