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裁撤东胜卫这件事与河套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战略调整罢了。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即不可能预料到土木之变，也不可能预料到套虏之患，朱元璋和朱棣能打是不假，但毕竟不是神仙。在他们那一代，因为河套是个无人区，事实上根本就是不需要设防的。

只不过当数年之后，鞑靼被瓦剌压迫，不得不迁移到河套地区形成了套虏之患时，明人才回过头一看——卧槽！东胜卫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就放弃了？河套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就被放弃了？

另外，很多后世之人，甚至包括明人，都喜欢用汉唐做比，来说“恢复河套”。而实际上大明并不是很适合用汉唐来对比，因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首都已经不在关中而在北京(这话其实也不准确，实际上明人心中的第一首都是南京，所以后来崇祯死后，很多官员跑去南京自杀或者继续抵抗)。

简单的说，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转移，河套对中原的战略威胁已经远不如汉唐时期那么巨大。毕竟，河套是可以直逼陇右关中的存在，而明朝统治中心不在关中，并没有像汉唐那样的动力一定要夺取河套不可。如果要夺取和控制，唯一的理由也不过是地图开疆，拿民脂民膏搏功名罢了。

曾铣怎么死的？内部权力斗争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河套本身的作用不大，顶多能当个养马场，但汉人又不大喜欢养马(亏本买卖，不如种地)，强行逼迫汉人养马，结果就跟河北养马一样，一开始还没什么大问题，过个几十年就民怨沸腾，不仅马养不出几匹堪用的来，民间的骂声还巨大无比，甚至动不动就搞出一批接一批的响马盗，成为当地治安的乱源。

河北现在的响马近乎绝迹，可不仅仅是京华的骑丁收了官府的钱打击效果特别好，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高务实控制了百里峡马匪、打通了和土默特做买卖的通道，于是官府方面把民间养马的压力一点点释放掉了，到了最后封贡完成，互市大开，河北民间基本没有了养马的压力，于是马匪也就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务实一直认为很多事不需要靠打仗解决，实际上就像行医一样，你光治标，这里治好了，那里又坏掉，医生看起来很厉害，总是药到病除，其实有什么用？不如直接去其病源，那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治国这事儿，当扁鹊是没用的，扁鹊的大哥才厉害，实在不行的话，有扁鹊他二哥的水平也能凑合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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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恰台吉这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担心了，别是丰州滩一带的前套后套也要水土流失了吧？

不过再转念一想，又有些庆幸：现在土默特开始转变执政思路，大力搞农业了，那也就是说，他们会越来越重视灌溉和保持地力，而不是如过去纯游牧时期一样，这里水草不丰了，就迁徙去别处，搞得到处都是沙漠和戈壁。

看来，把汉那吉还真是应该当这个彻辰汗，他跟辛爱相比，谁更愿意过汉人一样的定居农耕生活，那是不用比的——把汉那吉长期住在大板升城，而辛爱则一直住毡帐，他俩谁更倾向农耕，这还用得着比么？

不过，反倒要提醒一下把汉那吉，别跟后世某些国人动不动就要“****”一样，他们土默特可以大力汉化，但绝对不能全盘汉化——你们要是全盘汉化了，谁来帮我大明养牛羊、供骑兵啊？

高务实于是对恰台吉道：“农耕，最关键的除了种子优劣、耕种得宜之外，地力的维持也很重要，譬如土默川这里，依本官来看，本身地力还是不错的，但保护甚不得宜，长此以往——我是说，或许只要一二十年，就可能会种不出庄稼来。”

“种不出庄稼？”恰台吉大吃一惊，现在土默特之所以基本不怕白灾黑灾了，可就仗着互市和汉人百姓种的庄稼，这可是生死存亡的大事，由不得他不着急，连忙问道：“那要如何保持地力？这事情我们蒙古人可不懂啊。”

高务实笑了笑，道：“我是大明文魁，怎么保持地力……我自然是知道的。”

恰台吉大喜，刚要继续追问，突然发现高务实笑得有些深意，一下子又恍然明悟过来，犹豫了一下，慨然道：“钦使天下大才，脱脱一言一行都逃不过钦使的掌握。也罢，只要您能帮我土默特不受天灾之害，脱脱……愿为钦使驱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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