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曹淦所说：“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

也就是说，九边的督抚们最开始是由于官市本钱不够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货物，只好广招“四方商贾”来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贾嘛，自然是以京华最强，所以民市的主导权就这么被京华悄悄拿走了。

不过京华虽然自己有不少货物生产，却也不是“世界工厂”，不能包产万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货，如曹淦就说：“缎布狐皮等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天津私港运抵，我京华商社乃运至市口”。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联系，这天津私港之所以贸易额一路攀升，与大明和蒙古的贸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高务实又问了问商税的问题，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他主动对高拱提出来的，不过他当时只提了个思路，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细问。

曹淦便介绍说，在现在的互市贸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

这里所谓“充抚赏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市易“即毕”，还要“筵宴酋长，犒劳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麦面一斤，时酒一瓶，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饭柴炭银二分，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

与此同时，对汉民这边的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因此，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至于具体税率，曹淦说那个太复杂了，几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类来定的，细说起来太费事，但如果简单的讲，就是高务实所说的“超低税率”。

小主，

还有一个现象很重要，就是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蒙古牧民觉得互市每年仅开一次，实在是周期太长，于是经常成群结队来到互市的市口，要求开设“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些贫苦牧民缺少粮食，“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因此，朝廷在万历元年时，由高拱决断，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情况，据曹淦表示：“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虏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内，两相戒防，无异对垒。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马尾，或以板木，谷米之数与口内军余互相贸易。原无奇货异产，每年所税银，少不过二三百两，多不过四五百两，俱佐前开赏功等项支用”。

也就是说了这么几点：一是“小市”的开市日期为每月一次，每次仅二三天，一般于每月十五日以后开市二三天，让蒙古牧民前来贸易；二是“小市”开市之日，蒙汉双方都派出军队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贸易正常进行；三是“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汉族商民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牛，米豆石余；羊，杂糗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

可能还得有个第四，就是高拱要求驻扎“小市”的“参将守备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税银”，“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

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及时登市，就近交易，换取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之每年开市一次的“大市”要更为广泛深远，曹淦说蒙古人都非常感念高阁老，认为他是活着的佛。

他拿出一张画像来，道：“老爷请看，这是民市中很畅销的‘高文正公像’，蒙古民间甚至称为‘高菩萨像’，经常被蒙古人买回去供在家中拜祭。”

高务实愣住了，接过那画像打开来看，画中倒依稀的确是三伯的模样，只是三伯的威严之态在画中没有多少展现，反而画得慈眉善目，一看就是个菩萨心肠的大好人。

这……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