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魏广德也明白了海澄县令担忧所在，不过他在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想到混乱的大明钱法。

中国历史上虽有很悠久的用银渊源，但在西汉及以前，白银并非是流通的货币，而多作于工艺品和首饰方面的用途。

到了东汉以后，市面上偶尔可以看到白银作为支付货币，皆因金银的稀缺，限制了金银这类贵金属成为流通货币。

中国秦汉时期实行的其实是单一货币，就是制钱，如刀币、五铢钱等，只有官方制钱才是法定货币。

到了唐代，开始实行钱帛并用，钱币有“开元通宝”等，大宗交易则使用“绫”、“绡”等丝织品。

两宋货币也是沿用唐代制式，实行钱帛平行本位制度，也是以制钱为主，中后期又增加了纸币，即交子、会子和关子，但结算单位还是论“贯”。

之后的元朝虽然曾铸过少量铜钱，但货币流通很快就确定以纸币为主，其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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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纸币在元朝大放异彩，想来也是宋人想象不到的，朝廷开始发行中统钞，强令全国通用。

在元朝，纸币才是唯一的合法通货，金银铜钱一概禁止使用，拒绝使用纸钞的，是死罪。

只是，纸币是以白银为储备货币，所谓“银钱相权”，纸币名义上是可以兑换成白银甚至黄金和丝帛，这就注定了纸币仍是锚定实物的，使得纸币的发行受到限制。

同时，朝廷赏赐的，不是纸币，而是金银等物，让人们无法对纸币有足够的信心。

元朝后期发行的纸币，很快从一开始以白银作为准备金变成由朝廷直接决定发行数额，到此纸币很快陷入贬值，进入恶性通胀时期，纸币信用丧失。

朱元璋选择印制大明宝钞，其实不过是继承宋元开始的纸币，所以大明一开始也选择元朝的政策，禁止金银及铜钱流通，只准使用宝钞。

不过因为宋、元两代纸币剧烈贬值的缘故，在大明宝钞通行的同时，白银始终在民间有一席之地，直到几十年后朝廷不得不放松对白银使用的限制，“朝野率皆用银”。

正统英宗皇帝在位时，朝廷实行的赋役折银制度，允许不服役的人缴纳白银替代以及金花银制度，由此也开启了明朝财政白银化序幕。

金花银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色银或京库折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

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仅坑冶税有金银，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

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户部尚书黄福等也先后奏请。

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

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宣德时，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后这一制度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到这个时候，朝廷官面上虽然依旧是禁止白银流通，但因为征税时已经将白银当做征收赋役的媒介，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白银的货币属性。

宣德以后民间交易几乎不用宝钞，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把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终于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开始“课税、官俸俱用银”，北方防御蒙古俺答“增兵没戌，皆以银支给”。

朝廷白银收支的情况越来越多，白银离法定货币越来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于钞法已经彻底糜烂。

成化、弘治时期是明朝财政的重要转折时期，与明初偶发性的财政支取不足不同，该时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连续性的支用危机。

不过在这个时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印制宝钞来弥补财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宝钞根本就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间接受的铜钱和白银。

但就支付军饷的宝钞，由于宝钞崩溃使得官军支钞等同无支，因此部分边镇官军考虑路途耗费，出现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终身不支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