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地方官吏为了压榨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这也直接导致了民愤。

1795年，湖北白莲教众聚集，相约在次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

他们准备火药，宣扬反清内容，引起了政府的不安。

大批的教徒被捕下狱，被杀者不计其数。

各地教首打出“官逼民反”的口号，号召教徒反抗。

1796年2月，由于朝廷步步紧逼，被迫提前起事。

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的教徒都纷纷起事。

三月初十，按照原有的规划，襄阳地区的教徒也开始起事。

他们各自为战，占领山寨或县城。

只是不成气候，往往都被清军轻易击破。

唯有襄阳起义军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迅速发展，成为了湖北起义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的影响下，四川的白莲教也纷纷响应。

1797年，襄阳起义军采用大规模流动作战。

他们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流动作战，而后转入了四川。

清军紧随其后。

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包围，襄阳起义军及时赶到解围。

他们在东乡会师，设置了旗号和职位。

只是，他们却并未团结起来，仍旧是各自为战。

清军采用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让白莲教的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他们不得不离开川地转战他处。

1798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被清军击败，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

同时，四川起义军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于是两支部队再次联合起来。

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得到了各地百姓的支持。

所到之处，百姓为他们提供吃住，还有人担当他们的向导。

1800年，义军部队抢夺嘉陵江，再败清军。

不久之后，集兵江油，再败清军。

后来因为地主武装增援，首领冉天元被杀。

余下万人南下回川，在成都守卫。

也是在这一年，大清提出了“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政策。

次年，又颁布了《抵御邪教说》，引得更多的教徒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