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利用这句话对高拱进行攻击时，就巧妙的把它换了个说法，于是当时的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听到之后，就是这么一句话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因为除了这句话之外，还有后来很着名的太监冯保在一旁进行暗示，说高拱有另立藩王的打算。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过多久之后高拱就被拿下了。

当然了，张居正这么做的目的，除了想坐上那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以外，还有另一层附带的因素在内，那就是张居正还有一重身份是徐阶的弟子。

在古代的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指导下，张居正同志来这么一手，你搞倒我老师，我就搞倒你来为我的老师报仇，不仅无可厚非，相反还可能为世人所称道呢。

当然了因为张居正任首辅期间过于强势，没有充分考虑到朱翊钧这位少年皇帝的感受，于是在他死后，高拱马上就通过遗着《病榻遗言》，狠狠的还了张居正一刀，导致了张居正在人死后，还被彻底的进行了一番清算。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明代的内阁制度看似完美，实现了中央集权，充分体现了皇权的唯一性。但是在首辅这一相当于旧时丞相的特殊职位出现之后，老朱同志设计这一制度时所希望达到的平衡就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后世就有人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整个明代历史就是一部黑暗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其中首辅的争夺过程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夺过程，每个参与到争夺当中的人，都是嘴上喊着正义凛然的口号，但实际上大多数干的都是卑鄙奸诈行径。

在说完明代的一些内阁逸事之后，让我们再接着说一下内阁的权力以及运作流程。

实际上，历史上自从出现六部以后的历代以及明代初期，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老朱同志撤掉中书省、并提高六部的品秩以后，六部就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初期的职权还在内阁之上。

但随着内阁地位的不断提高，又拥有所谓的票拟权，内阁因此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六部的权力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因为内阁毕竟又不同于中书省。当初老朱设立这一制度时，六部是不必听命于内阁的，同时要求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

于是就形成了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相应的六部又会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内阁的控制。因而内阁和六部之间不时的出现争权斗争，尤其是争夺其中的人事权。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大臣们向皇帝提出建议的奏折，先送往内阁，内阁在进行审议之后，由内阁大臣草拟出相关的意见，并把意见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并呈送给皇帝御览，这叫做“票拟”。

然后，皇帝用红字对内阁的意见做批示，称为“批红”。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仅仅会批写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本，其余大多数的“批红”，都会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

虽然从永乐时代开始，其后的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因此一些史料上有称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内阁的重要性。

但是，历代的皇帝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因此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们分享。所以内阁在法理上的地位又有些尴尬，而且在有明一代，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总之，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阁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明代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同时皇权与内阁之间的矛盾，亦反映为明代内阁成员，尤其是其中的所谓首辅，能得到善终者很少，能作出突出政绩的也不多。

对于大多数内阁成员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出身，入阁后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内阁成员的组成并不稳定，没有固定任期的保障，也因此使得经内阁出台的相关政策没有了连续性。

于是明代与汉、唐、宋等几个朝代相比，其所谓辅相的业绩也就并不显着，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大多都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根本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阁的权力没有在法理上得到保障，因此也时常被内廷的司礼监所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真有抱负也难于施展开来。

小主，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朱同志当初废丞相的目的算是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