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相当的把握能够打赢这场决战。

经营湖南之事自然得提上日程了。

“湖南存粮不多，鞑子入云贵之时又竭力搜刮，我驾前军初到湖南，不宜竭泽而渔。”

孙可望沉声道：“不过，若是能够经营得当，待击退多尼之师后，湖南便可秋收，所以这段时间，对湖南的行政还是不能放松。”

“国主说的是。”吴逢圣缓缓道：“只是湖南和云贵、广西不同，这里民田众多，士绅力量强大，虽说有十万驾前精锐在，但为了地方稳定，国主的营庄之法还得放松才是。”

孙可望点了点头。

“孤在云南是官四民五田主一，在贵州是官七民三，在广西是官五民四田主一。”

“湖南和云贵、广西不同，既然如此，除了卫所、勋贵、无主之地给予没收外。”

“有主之地，按照广东旧例，亩征四至六斗，耕种者所得要高于营庄所收。”

湖南的亩产在一石五斗左右，孙可望征收四至六斗，大概是要了三成左右。

而至于老百姓，基本上是给留了四成，当然留给士绅的也有三成。

此等政策虽然相比于七八成地租的收入来说，地主士绅们是被大大地限制了。

但是比起在云贵和广西的政策来说，无疑是友善得多，毕竟那些地方的士绅才得一成而已。

当然主要是湖南士绅的实力比较强大，又春耕在即，清军即将反攻。

所以湖南士绅的统战价值就大大提升，对比孙国主自然得怀柔一些了。

“国主此策甚好，湖南耕地众多，短时间内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手能够行旧事，按亩征收固定粮食才是上上之策。”吴逢圣点头道。

孙可望在云南的营庄前期是完成按照比例分成的。

可这样一来，营庄所需要的人手就大大增强了。

因为秋收之时，营庄必须安排人手上山下乡去进行统计。

不然一亩地具体产出了多少粮食，营庄又怎么知道？

不要说士绅了，就算是老百姓也贪便宜啊！按照比例分成，如果没有足够的行政人员监督，隐瞒产出之事那是百分百会发生的。

所以在广西孙国主是按分成，但是在广东和湖南却不得不设置固定税额。

因为广东和湖南的几十万顷耕地，他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手去逐一清点产出。

而按照固定额度交，每亩四到六斗的税额，四斗就是四斗，六斗就是六斗。

一片区域有多少耕地，要交多少粮食，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总而言之，粮食不交足了，孙可望和营庄是不会放过这片区域的。

当然士绅们惯用的苦一苦百姓，孙国主还是防着的。

要是一个地方激起了民变，当地的士绅该抄家的抄家，该灭族的灭族。

西营的老本行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总之，湖南之地基本上就这样了，在孙国主的十几万大军面前，没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敢跳出来送死。

所以湖南的春耕顺利的进行，大批山民也从山下下来，来到了平原进行耕种。

在湖南初步稳定和建设之时。

夔东十三家的战事却跌宕起伏。

十二月，得知吴三桂部主力南下后。

刘体纯等人再度举兵西上，意图再攻重庆，拖住吴三桂的后腿。

三谭和顺军的水师率先动手，刘体纯等人则在文安之的统筹下，从陆路向重庆进发。

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三部则继续骚扰湖广，郝摇旗部更是奇袭襄阳得手。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已经抗清十几年的三谭内部却发生了惊天之变。

十二月初，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率兵七千，乘船一百五十八艘抵达重庆，掀开了第二次重庆之战的序幕。

七千明军分兵三路，一路攻朝天门，一路攻临江门、千厮门。

一路攻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

清四川巡抚高民瞻指挥重夔总兵程廷俊，建昌总兵王明德抵抗。

由于明军兵力不足，所以连攻数日都未能得手。

但是重庆传回来的军情，却在北京让咱大清吓了半个月。

战至十二月十三日，谭诣和袁尽孝部水师六七千人，乘船抵达了重庆。

高民瞻眼见明军源源不断，而重庆却毫无援兵，吓得直接弃城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