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年访问了硅谷，最让我震惊的是它的国际化。

在那里，我看到了全世界的公司，茜门子、飞利甫、阿尔卡特、保护伞科技、索呢、三桑，但里面没有一个苏联名字，没有哪一家公司是以‘INEUM、ITM和 VT’做结尾的。

回来之后，我与古斯科夫教授一起制定了一项计划，希望能将我们的技术推向世界市场；

我甚至给国F工业的领导层写了一份备忘录，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们想参与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分工，为了被世人看见，为了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别人交谈，我们必须到硅谷去，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前途的国内技术，在硅谷进行研发和标准化，苏联的资金在那里进行投资，同时，苏联的公司也要吸引投资者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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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事情进展顺利，这些企业将开始产生利润，上层可以收回前期投资，我和教授毫不怀疑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从前，ELAS经常有贵宾到来，我和教授说服了几位大人物，他们同意在9月份启动这项计划。

然而，在8月19日之后，一切都变了，上层已经无暇顾及国F工业。（注释一）

当教授带着我找到一位大人物询问情况时，他亲口对我们说，‘苏联已经没有时间研究高科技——我们将建设民主’。

那一刻，我的心凉透了，我决定离开GW员队伍，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我深知，上层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能靠自己。”

赵德彬了然地点了点头：

“在与苏联科研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你们的爱国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顶级科学家拒绝移居国外，尽管他们在国外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对你们高尚的情操十分倾佩。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对Sun的合作邀请感到迟疑的原因呢？”

“我不能否认这项因素的存在。

我之所以访问丑国，是因为我要去华森敦特区参加一个航空航天展览，并且，Sun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公司总部。

在华森敦，不信任的程度非常高，我指的是我们双方；

有一些奇怪的人在我周围走来走去，邀请我去参加某些‘友好的聚会’，我敢打赌，绝对有一部分人是间谍；

当我登上飞机飞往硅谷时，突然有人要求我从飞机上下去；

我甚至以为，因为我苏联人的身份，有许多公司都不会让我进门，好在硅谷是个开放的地方，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当时，我和ICM、彗普和摩特罗拉有过很多接触，直到去到Sun，我才感受到熟悉的研究氛围。

虽然Sun很好，但和丑国人打交道就像是向上层要预算，他们的工作方式与我们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的想法并不能总是被丑国人所理解，甚至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并且，在他们看来，在评估市场需求方面，他们要远远领先于我们，这使得他们一定要指挥我们的研究方向，生怕我们研究的技术无法赚钱，或是成本过高。

抱歉，詹森，我不是在抱怨丑国人不好，这些只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分歧。”

黄仁新摆摆手：

“我非常理解，但我也不是完整的丑国人，我只能算半个，剩下的一半在中夏。

鉴于我对丑国文化和中夏文化都有了解，我认为，苏联的文化更接近中夏。

你们与Sun打交道时的不和谐，在我老板这边完全不会发生。”

索洛夫金则说得更加直白：

“Sun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些不满意，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足够便宜，他们愿意花这么低的价格笼络住我们这么多人。

比如说，我们正在考虑开发无线调制解调器（路由器的搭子，那个叫‘猫’的东西，由于此时还没有WiFi这个词，与它相关的设备还没有昵称，只能称呼全名了），可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需要研发数据传输速度为2Mb一秒的产品。

如果不是我们太过固执，Sun绝对会让我们更换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