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第得到了两位革命同志的支持，禁不住热泪盈眶道：“我发誓，我对法兰西与我对意大利都是一样的深爱。每当我听到‘祖国’这个词，就好像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第一个灯塔的闪光。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生时，我的喜悦心情还要胜过不少船上的法国水手。

因为我忽然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些人正在为拯救意大利而献身啊！巴黎推翻了波旁王朝，容留了那么多的意大利流亡者，而且还积极支持我们的事业，一夜之间，我们仿佛又团结起来了，就好像当年在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兰西帝国和意大利王国。”

或许在后世之人看来，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却与法兰西人产生共情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年代，不止意大利存在加里波第这样将法兰西视为灯塔和引路者的人，在中欧的德意志各邦国、瑞士、荷兰、波兰、奥地利、俄国，甚至于不列颠都存在这样的精法分子。

而在大革命最开始的时候，当时在不列颠郁郁不得志的辉格党、党外自由派甚至于托利党内都有不少人对这个新法国抱有极大好感，而且他们还将法国道路视为不列颠的未来前进方向。

只不过由于大革命的后续剧情过于神奇，所以辉格党内的精法分子很快就被连连打脸。到了拿破仑出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这帮人在不列颠国内很快就连一句支持法国的口号都不敢喊了。

而当拿破仑宣布登基称帝时，这帮昔日为大革命摇旗呐喊的精法分子终于忍无可忍，或许是因为粉到深处自然黑的原因，他们立马调转枪头，转而成了不列颠国内最反法的一股势力。

就连百年世仇的英国人内部都存在数目如此众多的‘英奸’，更别提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期间从法国人手里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的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等民族了。

加里波第说到这里，转而看向大仲马：“亚历山大，你不能像爱法兰西一样爱意大利，我并不怪你，因为我在遇到那群来自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之前，我也是同你一样想的。”

“圣西门主义者？”

亚瑟对这个名词可不陌生，因为法国政府前不久才刚刚查封了他们的报社。

加里波第微微点头道：“没错，我当时正航行去卡利亚里，在船上我碰见了巴留特先生的带领下前往君士坦丁堡。当时我对他们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一群在法国受迫害的新宗教的追随者。作为一名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我理所应当的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

我向他们表述了我狭隘的民族思想，谈到了意大利的问题。我现在每当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就忍不住脸红，那天我们争辩的很激烈，但是我在思想上完全无法与巴留特先生相匹敌，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太浅薄了。

巴留特先生告诉我：一个保卫自己的国家，或进攻其它国家的人，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一个人由于变成了世界主义者，把其它国家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并且把宝剑和鲜血献给正在对暴政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那他就远不止是个无名小卒，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们还说，君士坦丁堡只是他们的中转站，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去往埃及。圣西门主义者的领导者之一巴泰勒米昂方坦教父准备带领他的门徒在埃及建立一个社区，并立即开始实现他们的梦想――开凿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运河。一旦这条运河开通，不止埃及人民可以受益，全欧洲的人民也都将从中获利。

身为一名水手，再没人能比我更明白这条运河的作用了。这意味着，我们从今往后想要航行去亚洲，就再也不用从非洲的好望角绕一大圈，这至少可以缩短好几个月的航行时间。而昂方坦教父的行动更是令我想起了《圣经》中先知摩西带领门徒渡过红海的壮举。

我本以为这样的人物再也不会出现了，但是我猛地一回头，才发现这群圣西门主义者幸运的拥有了如同天主教第一批布道者那样拥有圣人品格的领袖。巴留特还和我谈起了圣西门主义的大计，他告诉我，埃及在他们的计划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些圣西门主义者视埃及为将非洲纳入其世界主义运动的敲门砖。埃及这个世界古国位于三个大洲的十字路口上，恢复它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建立一种团结全人类的兄弟情谊、用欧洲的技术和科学解决一切问题的梦想，这些目标彼此交错在一起，他们的希望全都被寄予在了埃及身上。

而开凿苏伊士运河正象征着连接被地中海隔开的不同大陆之间的‘兄弟情谊’。所以，虽然埃及是穆斯林的领地，而且也确实存在对圣西门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和敌意，但是他们依然要像当初天主教的第一批传道者一样，就像是圣伯多禄一样，即便以身殉教，被罗马皇帝绞死，也一定要将他们的福音传播到埃及去。”

加里波第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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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只是朦朦胧胧的理解他的这段话，但是当不久之后，我随船抵达埃及以后，当我看见这些圣西门主义者正在用他们的双手，一锹一锹的铲土，践行着自己的承诺、实现自己的愿望时，我的脑子就好像是喝得酩酊大醉后，被人用拳头重重的来了一下。

这种奇异的思想闪光，当时就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我开始不再把我的船视为负有国际贸易使命的运输工具，而是视为带着圣经的祷文和大天使长的宝剑。我与这群高尚的圣西门主义者分手后，巴不得把新事物都弄个一清二楚，同时我开始问自己：懂不懂得什么叫做献身于崇高使命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