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穿透巴黎科学院的法兰西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洒满庄重而古老的檐口、壁柱、山花、浮雕，犹如金色的琴弦拨动着时光的旋律。

从进入汇聚了法兰西各领域最顶尖人才的法兰西学会开始，亚瑟便注意到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有几分巴洛克风格的神韵，但又严格遵循古罗马的五种古典柱式布局，不论是多立克柱式、罗马爱奥尼柱式、罗马科林斯柱式、托斯卡纳柱式还是混合柱式在这里都能找到模范样本。

其庄严的形式和宏大的规模处处都在彰显着法兰西作为欧洲大陆霸权国家的国家实力、宗教权威与社会等级制度，表达着法兰西人追求理性、秩序与统一的社会价值观。

虽然笛卡尔已经去世，但他的唯理主义思想依旧通过建筑的形式提醒着到访这里的客人——艺术应该是理性的，完全不依赖于经验、感觉、习惯和口味的。艺术中重要的是：结构要像数学一样清晰明确，合乎逻辑。

说来也讽刺，这位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启者，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大师与科学巨人，在其生前的时候始终无法得到法兰西社会的广泛认可。由于教会的阻止，在他去世时，甚至也只有几位朋友为他送葬。

他的着作更是被法兰西政府与梵蒂冈列入禁书目录，直到1740年时，法兰西才宣布解除对笛卡尔着作的出版限制。

牛顿的那些东西就算是对的，也是因为受到笛卡尔的启发搞出来的。法兰西民族的智慧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绝对优越于海峡对面的那群只会暗箭偷袭的阴暗长弓兵。

亚瑟抬起头，很快就发现了刘维尔描述的那个家伙。

虽然在19世纪，由于营养水平的关系，大伙儿的身高普遍不算很高，但是平均身高再怎么矮，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只有一米五放在人堆里也还是很扎眼的。

刘维尔点了点头：“波旁王朝还没有倒台的时候，塔列朗就十分看不惯夏多布里昂这个浪漫派诗人占据了他的外交大臣席位，更反对夏多布里昂挑起的针对西班牙革命的干涉战争。当时像是塔列朗一样反对进行干涉战争的人有很多，但是敢于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去西班牙看看的记者却只有梯也尔先生一个。

当然，梯也尔这个人最难能可贵的，还不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本事，而是作为一个商船水手的儿子，他居然能够在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完完全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政坛闯出一片天。

《法国大革命史》他当然看过，而且还是早在伦敦大学读书前他就看过，因此他也很了解这位梯也尔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不过，相较于梯也尔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和《法国大革命史》，亚瑟印象最深的还是梯也尔的另一部着作《执政官统治史和法兰西帝国史》。

您说我以后有可能当选为学术院院士？啊！爵士，我很感谢您美好的祝福，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要知道，就连柯西先生和泊松先生都还没被选入学术院院士的行列，而在他们之后，科学院还有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的人排着队呢。

能够听到别人恭维自己的祖国总是令人愉悦的，更别提这个人居然还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不列颠人了。

他把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篇报道寄回国内，那些骇人听闻的战场新闻和血腥的战争纪实让大伙儿了解到了干涉战争的残酷性，梯也尔先生更是加大马力炮轰波旁王朝政府和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从而助长了反对派的声势。

刘维尔很快就把亚瑟当作朋友看待，而当他发现亚瑟很好奇法兰西学会的各种趣闻后，他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之所以学术院这么特殊，是因为自从红衣主教黎塞留建立学术院之初，就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使命，学术院的院士士们要为法语语言的规范、明确而努力，要使它成为全体法兰西人以及所有使用法语的人们的共同财富。所以很自然的，只有在当前时代中，各个领域里最杰出的人才能当选为学术院院士。

亚瑟一听到这个名字，眼角便止不住的抽搐。

梯也尔开口道：“首先，您的芙拉克礼服是目前伦敦的流行款，肤色苍白，身材较高，眼睛大，但瞳仁的颜色却比较浅，脸型也和法兰西人有很大区别，这都是英格兰人的重要特征。其次，我从科学院收到消息，有一位英国来的爵士准备今天为泊松先生授予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最后，我听塔列朗阁下的侄女说，她叔叔的老朋友，眼角有伤疤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已经启程前往巴黎，他老人家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因此我今天特意来到此地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而他们解除禁令的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解除限制并非是由于法兰西政府突然接受了笛卡尔的主张，而是为了用笛卡尔的理论对抗当时在法国甚嚣尘上的、由艾萨克·牛顿建立的世界体系。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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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刘维尔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稍稍揪了揪亚瑟的袖子，冲着他压低嗓音说道：“爵士，您看到前面那个穿燕尾服的、矮个子的先生了吗？”

对，您猜对了，所有当选为学术院院士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科学院院士里最出类拔萃的家伙，比如说拉普拉斯和傅里叶。同样的道理在法兰西文学院、艺术院和人文院也适用，他们那里当选为学术院院士的家伙也是最顶尖的，比如说高乃依、拉辛、伏尔泰和孟德斯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