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谁为太子的问题，那次小朝会并未开出个什么明确结果来。反对立寿王为太子的人不在少数。

而关于皇子是不是要外放，更是没有定论，甚至在此后都没有更大范围的讨论。

不过，就在小朝会结束的第二天，寿王李琩就被李隆基正式册封为太子，并勒令即日起搬出十王宅，入主东宫。

这一下，长安的政治格局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从混沌走向分明。

太子可不仅仅是该一个称号，而是赐予了一整套“半神器”！也就是东宫相关的一切机构！

唐朝时期东宫属官在前朝基础上得到了极大完善。

此前，西晋愍怀太子时始设六傅，也就是后来的三师三少，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而自唐代开始，三师三少成为赠官，不再常置，转而以詹士府负责掌管东宫事务。

詹士府掌东宫家令、率更、仆三寺及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十率府之政等等，下面的分支机构更是不少，主要负责管理东宫行政事务，可以说是朝廷尚书省的微缩版。

而隋朝时给太子标配的门下坊，此时改称左春坊；而原来的殿书坊改称右春坊，它们都是詹士府的内部机构，职能类似朝廷中书省、门下省的微缩版。

东宫所属还有很多“打杂”的机构，堪称是“小朝廷”，该有的配置一样不少，就连太子的伙食都有典膳局专门负责。

这些机构僚属极多，加起来数量不下数百人。

然而，除了极个别的职务外，其他东宫属官的权力几乎为零，而且平日里非常悠闲，待遇也很差。

既然太子无权，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机构给太子呢？

答案就是：方便太子继位后，用詹士府的人手迅速接管朝政，不至于被权臣轻而易举架空。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最先便是来自于这里。

然而，太子是一个任期不定的职业，其中变数极大。

当太子的人，有的当天就能继位，而当了四十年却依旧是太子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当四十年太子那是没得选，可詹士府里配属的官僚，也能安安分分，当四十年什么权力都没有的“预备大佬”么？

这便是詹士府设置的微妙与矛盾所在。

这些僚属官进了东宫，就好像进入了官场的牢笼，他们只能靠着一心一意的辅佐太子，盼着现在的皇帝快点退位，自己才能飞上枝头变成孔雀。

所以比起将皇子外迁出长安以外的风险，立寿王当太子也就那么回事，不值一提了。太子虽然被称为“国本”，但又不是不能换！寿王今天是太子，不代表他永远都是太子！在他之前，都有两个倒霉蛋了。

除了寿王被立为太子，并搬迁住进东宫以外。

此前李亨谋反造成的余波，也“如期而至”，比预料中的还猛烈许多。

御史中丞张倚，因教子无方，被罢免，外放为上州刺史。

他的职务由郑叔清接任，与此同时，郑叔清还被授予黜陟使，负责督查长安周边百官，算是彻底摆脱了“逢人叫干爹”的窘境。

这个官职可以直接罢免六品以下官员，先斩后奏。也就是说，郑叔清在“巡查”的时候，可以不上报宰相，而直接处置一些他认为违法犯忌的官员。

这种“处置”，可以是罢官，可以是入狱，甚至可以直接处决，然后再将结果报上去就行了。

当然了，朝廷的官职如何且不说，给的差事，绝对是有好有坏，不会让一个人把好事都占尽了。

郑叔清因为“救驾有功”，虽然手里握着一个“黜陟使”的差事，但他手里还有几个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恶差事”。

首先便是“木炭使”。

天气渐寒，长安城内皇城及官署对于木柴、木炭等物的需求急剧上升！而且缺口数目巨大，需要专人负责组织民夫去砍树，运输，烧炭，然后将木柴和木炭装入库房以输送皇宫和下发给百官。

其次是“采市银使”。因为扬州漕运停摆，导致长安物价暴涨，所以朝廷急需向河北等地采购“重货”，即：不太方便运输的货物。此类重货多半都是粮食、木柴等物。

而朝廷当然不能直接去河北抢粮食抢木柴，所以就需要使用“和市银”发到当地州府和县衙，让当地官府想办法，用“和市银”这样的“轻货”去购买当地“重货”。

简单说，就是对外输出通货膨胀。

采市银使就是负责从岭南地区产银区收取银子当赋税，然后将这些碎银子熔炼成银饼，刻字入库，然后再下发到各地，主要是河北地区，再将当地重货运到长安，管理一条龙的相关事务。

这个差事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但把郑叔清身上三个差事加起来放一起仔细看看，稍加思索就知道事情很难搞了。

允许罢免不听话的官员，为皇宫和官署及百官提供薪柴，将府库里的轻货换成可以吃可以用的“重货”，郑叔清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是肉眼可见！

小主，

这次风波之中，倒霉的并不只是前御史中丞张倚一人，左相张守珪也倒了大霉。

因为张守珪在叛乱发生后无所作为，而且他所兼管的兵部，更是向城外的南衙禁军发布了不利于救驾的军令。因此李隆基将其免职，不再担任侍中，也不再兼任兵部尚书的职务，而是改为没有实权的“御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