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美军在夏季和秋季发动的攻势行动，从战略角度来看是失败的。

他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美军在朝鲜战场“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李奇微也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

不过，李奇微并不承认夏秋两次攻势的失败。

他表示，这两次攻势对美军而言，并不是毫无成果：“这些行动明显地提升了我们的防御状态，同时也让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回到谈判桌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奇微的这番话带着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

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军在这两次攻势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想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中朝方面屈服，是无法实现的。重启谈判不仅仅是中朝方面的决定，更是美国人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志愿军、人民军抗击“联合国军”夏、秋两季攻势的防御作战，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

在此之前，志愿军在战略全局上主要是进行反攻性质的作战，防御作战只起局部的或辅助的作用。

当时的战役指导，更多地是在强调防御作战的机动性，注重将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并通过防御，为日后的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秋季防御作战的推进，尤其是在第六次战役计划取消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成为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志愿军坚守现有阵地的防御战，越来越具备更为重大的战略和政治意义。阵地战不再仅仅是局部的或者辅助性的战斗，而是已成为志愿军的基本作战方式，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坚守防御”，并指出：

“作战方针应是在现有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

11月14日，中央发给乔大叔的电报中，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如下表述：

“节约兵力、物力、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从1951年12月开始，战场上再次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机，志愿军和人民军抓住这个机会，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的大规模筑城活动。

朝鲜战争全面进入了阵地战的新阶段。

在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有了更为现实的清晰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争指导方针，实行以作战方针调整和主要作战形式变换，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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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美方放出了寻求停战谈判的试探信号，中国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适时作出“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政治决定。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将军表示：

停战谈判的开启，象征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开城会见时，都是在为实现早已确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战略而努力，这真的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一场新的战争。

敌我双方都放弃了用武力统一全朝鲜，这个相同的政治目的，双方也都放弃了夺取和控制朝鲜土地的军事目的。双方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已变得一致：“在对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时，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随着谈判的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形成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战场上的军事战线，也就是“打”；

另一条则是谈判桌上的政治外交战线，即“谈”。

在这场战争的后期，边战边谈、打谈结合，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愈战愈勇，屡获胜利。终于，美国人在1951年11月23日不得不按照中朝提出的原则，以双方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第二项议程的协议。李奇微也不再提那个“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海空军补偿面积”，能守住现有战线已是万幸！

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通过了一项协议，规定以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此后，朝鲜停战谈判依次进入了第三、第四和第五项议程的讨论。美国人在该协议中新增了一条内容：“若停战协定在三十天内未能签署，双方将确定当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战后，双方各自记录了两起颇为有趣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