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近300亿日元的军费，用于一号作战的大致不下200个亿。要知道，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海军一共造了600多艘军舰，包括21只航母，及“大和”、“武藏”一类，总共也才花了70亿多日元。

当时，长年抗战，早已让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物价飞涨三百多倍。1942年，国民政府好歹还从美国对外总援助中分到1%－2%，到了1943年，就只分到区区0.5%左右。

巨大的盟国压力，日益失血的军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

罗斯福拒不履行承诺，不提供国府望眼欲穿的10亿美元贷款，在他看来，几百万之多的中国军队，抽出二十万出兵缅北，实在九牛一毛， 这笔贷款正是他施压的利器。

拉到印缅训练营的大量国军新兵，哪怕像第14师这样的主力部队，都因面黄饥瘦，身体不良，而被一批批的遭到盟方退货。

再这样下去，中国战场可能被遗弃。

国军看起来有320个师，其实真正有战斗力也才70个左右，滇缅开打，先后投入相当于7个军20多个师的兵力，还把国内唯一的战略炮兵：重炮第10团派了过去。

国内更加空虚，蒋介石想再拼一把，力求美方将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拿来配合陈纳德的14航空队，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填补出兵滇缅的力量空缺，却被美国陆军部一口拒绝：驻华B-29只负责轰炸日本本土。

这7个军如果有一半能用到湖南，日军很可能止步于衡阳。国军也就不会在日军整个防线被打得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功亏一匮。

1.3 豫中会战：打通长江以北

1944年4月17日，冈村宁次率领5个师团和3个旅团，总计15万人，向郑州和洛阳发起进攻。

负责防御的是中国第一战区，国军在此部署8个集团军共17个军40万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司令长官为汤恩伯。国军数量虽然比日军多出两倍，但战斗力却羸弱不堪。

第一战区占据了黄河南岸，依托天险防御，理论上说应该是固若金汤。蒋鼎文长期以来盲目自信，觉得抗战最为艰难和危险的阶段已然过去，似乎只要按兵不动便能够获得胜利。

他主军河南两年多，从未用心训练备战，黄河南岸的防御简直如同虚设。对于日军在南岸的桥头堡（仅步兵两个大队驻守）也不闻不问，甚至在日军开始修复黄河铁桥之时，依然无动于衷，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止一次收到日军即将进攻的警报，但是都被有意忽视了。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对待抗战的态度消极怠惰，不仅不致力于提升军事能力，反而终日沉溺于政治权谋，与国民政府高层勾连攀附，已然由军人堕落为政客。

同时，他纵容麾下士兵滋扰百姓，肆意掠夺，致使民不聊生，河南百姓遂将“水、旱、蝗、汤”视为四大祸患。

此外，汤恩伯与上司蒋鼎文长期不和，彼此争斗不休，极大地破坏了第一战区的军事生态。

在豫湘桂战役开始的时候，汤恩伯手下的部队率先遭到冲击，然而坐拥近30个师的蒋鼎文居然作壁上观不予增援。

汤恩伯为保存手里的嫡系部队第13军，竟然命令由河北民军组成的、缺乏训练的武庭麟第15军（仅两个师）保卫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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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编第15军是最早遭受打击的部队，在其旗下暂编第28师消耗殆尽的时候仍然命令暂编第29师（约6000人）守卫许昌，石觉的第13军竟丝毫不予增援。

上行下效，军队高层尚且如此，中下军官系统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众多军官滥用职权，从事武装走私活动，甚至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更有甚者，将军中武器拿去变卖，全然不顾敌军威胁。

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言：“如今走私经商的，非政府机关，即当地驻军，而往昔那些靠走私经商的生意人，反倒无路可走，皆因被军政机关所取代。”

与国民党军官酒足饭饱、脑满肠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士兵的困窘处境。士兵们的粮饷常被克扣拖欠，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本就收入微薄的士兵生活愈发艰难。

除军饷难以按时发放外，士兵们还要忍受单薄的军服和恶劣的伙食，长此以往，国军内部逃兵、开小差现象屡见不鲜，军纪风气每况愈下。

在豫中会战中，状态萎靡的中国守军根本无力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荥阳、郑州、许昌、漯河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尽管日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且处于进攻一方，最终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战果，不仅占领了沿线各重要据点及古城洛阳，还击溃了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打通了平汉铁路南段，成功贯通了长江以北的大陆交通线，远超预期地达成了战役目标。

在短短37天的时间里，豫中38座城市全部沦陷，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40万大军如纸糊一般全线溃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也在撤退过程中英勇牺牲。

日军在取胜后，利用汤恩伯溃败留下了100多万包粮食收买民心，而汤恩伯的部队一路受到民众袭击，相当狼狈地退出河南。

此次战役还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日军攻入河南中心地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抬担架运伤员，肩挑车推为日军送给养。

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国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军官伤亡817人，士兵伤亡人，日军伤亡约4000人。

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人，被俘7800人。

蒋介石虽深知国军的糟糕状况，然而这般惨败，也着实超出了他的意料。盛怒之下，将蒋鼎文、汤恩伯二人双双革职，但国军的颓势并未有任何好转。

1.4 长衡会战：引起西方担心

豫中会战结束后不久，1944年5月27日，日军再次发起长衡会战，也称湖南会战，目标是进攻长沙和衡阳。其战略意图在于占领中国的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的主要地区。

简而言之，豫中会战旨在打通北京至武汉的铁路，而长衡会战则意在贯通武汉至广州铁路的北段。

此次战役由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共投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力量，参战兵力20万。

豫湘桂战役的核心，在湘。

湖南战场一旦被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龙云暗中勾结日本，无不如此。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

这一次，蒋介石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他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河南前线的国军在短短三周内迅速溃败，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始料未及。

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

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这些部队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人。

即将面对的，乃是十个师团的日军，再佐以两个独立旅团、三个补充旅团，约合十七个炮兵联队的强大火力，以及规模空前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总计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人。

国军平均每个团（约一千八百人），需应对日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一百人）外加一到两个炮兵中队。

勉力支撑的薛岳，于右翼寻觅战机，趁日第二十七师团尚未抵达，以川第四十四军和中央第三十七军一部截住日第三师团，集中川第二十军、滇第五十八军、央第七十二军以及第一八三师围歼日第十三师团，猛打五日，日第十三师团虽已力竭，然而薛岳中路更加空虚，被日军四个师团长驱直入，直抵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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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不复往昔之锐气，将长沙交予粤第四军，自己则一口气奔至百公里外的耒阳遥控指挥。

令人费解的是，薛岳临行之际还设下一局，令战区总参谋赵子立、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炮兵主官王若卿三人共同守卫长沙，且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未明确谁为总指挥。以致日寇即将兵临城下，城内却三人三台戏，争执不休。

赵子立一个政治素人，看问题冷静客观，没那么多杂念，他主张重点守岳麓。

军长张德能早就习惯了薛岳的家长式做风，4军凡事都得薛插手，薛说了算。张跟赵争了半天，各自分家。

4 军的 3 个师，仅以 1 个师镇守方圆 50 里的岳麓山，另外 2 个师则负责守卫市区。待到战斗打响，张德能方才意识到岳麓山的重要性，然而他却犹豫了两日。

最终在催促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临时调兵过江增援岳麓山。怎奈船只早已被粤军拿去运送民财，一时之间，船少人多，再加上临阵变动，市区的留守部队误以为他们要逃跑，无心抵抗，纷纷涌向渡口，致使秩序大乱。

最终，市区未能守住，岳麓山也失守了，还酿成了淹死千人、被俘二千的惨剧。更多的人溃散到周边各县，收拢的仅有 6500 人。这支素有“粤军之母”之称的主力军，就这样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最为可惜的是炮兵，据 9 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回忆，150 榴弹炮 6 门、苏制 762 野炮 11 门、德制卜福式 75 山炮 12 门、美式 75 山炮 12 门、37 战防炮 4 门，全部落入敌手。

即便战况如此，赵子立依托岳麓山轰击江东市区的 58 师团，仍然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据高木义辉的回忆，58 师团进攻市区颇为不顺，一度受阻两日，“战死者、负伤者不断出现，士兵数量持续减少”。

后来拿下市区，师团也减员颇多，“兵员非常减少，不论如何都要设法补充”，师团不得不中止追击，在长沙不远的湘乡停兵不进，“等待着补充的到来，并等待着体力的恢复”。

强攻岳麓山的日34师团，遭遇守军一轮又一轮的反冲击，216联队攻山4天就战死75人，可见整个师团伤亡必不在少数。

薛岳不知是何心态，不光断送了同僚的前途，还葬送了他仅有的嫡系粤4军，葬送了张德能，葬送了军参谋长罗涛溪 、还有猛将杨继震。还葬送了中国战场所剩不多的炮兵集群。

短短三日，长沙便被日军攻克。

敌军既未受到迟滞，也未受到实质削弱，这给蒋介石带来了巨大压力。在盟国的斥责之下，他不得不于衡阳硬扛日寇。

倘若薛岳仅止于此，那豫湘桂战役的结局或许不至于如此。

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明知日军一号作战的主攻路线，是攻占衡阳，继而沿着湘桂线向西南直入广西。

身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于公于理都应在湘桂线设立指挥中心，集结所有兵力，围绕此中心展开衡阳会战。如此，北可支援衡阳，南可保卫桂黔大后方。

然而，他却避开日军的主攻方向，率领几个主力军迅速撤至湘东南、湘赣边一线，在那里作壁上观。虽说是守卫粤汉线，实则是等着看白崇禧的笑话，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常队长的笑话。

打下长沙后，日军分兵10万，进攻衡阳。

当时守卫衡阳的任务由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承担，尽管兵力仅有1.7万，而且这支部队刚从前线撤回，正在进行补充和修整，是一支残缺不全的军队，面对10万日军，形势极为不利。这场血战，持续了整整47天。

方先觉的部队不仅奇迹般地坚守了47天，还对日军造成了重创。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最为惊人的伤亡比例，正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创造的。

日军死伤人数超过6万，其中2.9万人阵亡；战场上直接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多达300余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因为日军进攻衡阳的总兵力不过10万。

日军战史中记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苦骇，是苦难战役。”

然而，作为包围方的日军，后勤供应源源不断，不仅弹药和粮食始终充足，伤兵也能够撤回休整，同时还能不断得到增援。

尽管10万日军伤亡超过6万，但围攻衡阳的兵力反而增至11万，而且这11万人全都是战斗力完好的士兵，所有伤员已被撤至后方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