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陨落
1952年2月14日，星期四。对于本案发生地上海市的广大市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过，对于居住在嵩山区重庆南路仁安里69号的少女喻宝珠来说，这一天却是她短暂人生的终结之日。
这天上午九时许，住在新闸路的叔公喻鼎举和其妻姚丽端外出闲逛，因为两家相距不远，就说去看看宝珠吧，这两天她都是一个人在家里住。老两口来到仁安里，见69号大门紧闭，倒也不觉奇怪，年轻人喜欢睡懒觉，估计是还没起床。不过，敲了五六分钟的门，外加喊了几嗓子，屋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有些古怪了。
大门装的是司必灵锁，不能排除小姑娘已经出去的可能性。问了几户邻居，却都说没见宝珠出去过。上海老里弄的居民，只要家里待着人，十有八九都是从早到晚敞开着大门的，邻家门口的情况都在眼皮底下，有人进出一般都会注意到。如此，喻鼎举、姚丽端夫妇就有些担心了。闻声过来的邻居已聚了十多人，大伙儿相帮敲门、叫唤，屋里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每天都要下里弄了解治安情况的重庆南路派出所户籍警小顾正好路过，见状一问情由，说那就赶紧找锁匠开门吧。
锁匠很快就来了，试了试，却无法打开门锁，因为里面是扣上了保险的。这就说明里面有人，有人却不开门，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小顾当即示意锁匠破门。
喻家所住的房子在仁安里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有客厅、厨房、卫生间、大小卧室，还有一个面积三平方米的壁橱。这么大的屋子，只住着喻宝珠母女两人，以当时的居住条件来说，肯定会让绝大多数邻居眼痒。破门而入后，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呈现在众人眼前的一幕还是引发了一阵喧哗——客厅的打蜡地板上，散落着饼干、开口笑、豆沙球、小蛋糕之类的点心，一个彩印马口铁饼干听倾侧在桌子边沿，桌前，穿着花睡袍的喻宝珠倒卧于地，双目紧闭，脸色青灰，显见得停止呼吸已有一段时间了。
小顾立刻拦住要往屋里拥的邻居：“都往后退！哪位同志去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重庆南路派出所郭所长接到报案电话，自是重视，赶紧派人前去保护现场，同时向分局报告。嵩山分局当即指派刑警前往现场勘查。
一干刑警赶到仁安里，刑技人员一看死者的脸色，再掰开嘴巴稍稍一嗅，就认定乃是中毒身亡，应该是氰化物一类的毒药。法医对死者遗体的解剖结论证实了刑技人员的估断，喻宝珠确系氰化钾中毒身亡，死亡时间应在当天上午七点到八点之间。根据现场情况及一般生活规律，刑警还原了死者生前的最后一段轨迹——
早上六点半（床头柜上的双铃闹钟设定的时间），喻宝珠起床洗漱，用保温瓶里的开水冲了一杯“阿华田”，坐在客厅餐桌前，打开那个表面喷绘了彩色图案的马口铁饼干听，那是一罐“冠生园”什锦果糕点，里面装的是饼干、开口笑、小蛋糕、豆沙球四样点心。糕点没吃几个，喻宝珠忽然感到不适，从椅子上站起来，可能是想去卫生间。但药性急剧发作，她站立不稳，身体骤然下滑。这个过程中，她下意识地扶住桌子支撑身体，结果把饼干听碰翻，里面的一部分糕点掉到地板上。喻宝珠也随即跌倒，挣扎了片刻——从现场痕迹判断，这种挣扎持续时间极短，其身体从餐桌边翻滚到右侧墙边的沙发前，然后就断气了。
法医从死者的胃液中检测出微量的氰化钾成分。按照通常的作案手法推理，氰化钾应当是混于其摄入的饮食中的。可是，随即进行的检验却令人颇为意外，无论是“阿华田”还是什锦果中，都未能检出氰化钾成分。接着又对受害者被毒杀前使用的漱洗用具诸如牙刷牙膏、杯子毛巾、雪花膏热水瓶等一一进行检验，也未发现氰化钾成分。这就奇怪了，难道氰化钾是混在饼干听里的某一个小糕点中，恰恰被受害者吃下去了？
法医和刑警对那个饼干听进行了研究，整体完好，揭开了一半的防潮封纸还搭在沿口，应该是不久前打开的，这似乎可以排除被人偷偷混入有毒糕点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判断需要通过调查才能证实。这种调查的涉及面可能比较广，首先需要亲属的配合。
死者之母喻雅仙此时尚在苏州。发现喻宝珠出事后，喻老先生本打算马上通知侄女，但分局刑侦队的意思是不要擅作主张，听警方统一指挥，所以他还没有跟苏州方面联系。现在，刑警请死者叔公喻鼎举往苏州云林庵拍发加急电报，告知正在该庵小住的佛教信徒、死者之母喻雅仙：“家有要事，请即返沪”。
母女美人
喻雅仙这年三十五岁，其女十八岁。江南地区通常都以虚龄计算，所以母女俩的实际岁数应该分别是三十四岁、十七岁。喻雅仙生就一副美人坯子，身材颀长，脸容俏丽，肤色白润，更兼善解人意，说话语气温柔，打自少女时代起，身边围着的适龄男子就多得不计其数。喻雅仙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她对外自称其父是前清盐运使，官居四品，在那时候可以算是高干阶层了。但据知情者透露，其父是四品官不假，不过她是私生女，其母身世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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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不详”，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暗指其母并非“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是娼妓、戏子一类，否则，那位四品大员完全有能力将其母纳为小妾。不过，喻雅仙自幼的生活状况还算可以，出生后就被生父以领养为名收在府上，有奶妈、娘姨照料。十六岁时结识了生父的一位好友之子凌鸿川，凌是留洋海归，与一美国商人合伙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经营一家实力蛮强的洋行，财大气粗。凌鸿川是单身，但身边从来没缺少过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个个能用英语对话，最后一点据说是学宋子文的样。凌鸿川与喻雅仙一见钟情，不久，喻雅仙未婚先孕，二人随即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凌宝珠（即此案受害人喻宝珠）。
有这样的家境，凌宝珠的童年自然也是过得十分滋润的。凌宝珠七岁的时候，这份滋润日子到了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汪伪政权没收了同盟各国在沪侨民的产业，凌鸿川与美国商人合伙经营的洋行也在没收之列。其时，凌鸿川与喻雅仙曾经有权有势的父辈已然作古，产业又遭没收，一时无依无靠，一家子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凌鸿川因此对日伪恨之入骨。不久后，凌巧遇中学时代一位马姓同学。马某系“军统”派沪的行动特工，得知凌鸿川的遭遇，便将其拉入“军统”组织。凌自幼拜师习练武术，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长期经商的经验，算是“军统”里的特殊人才，稍加训练，即成为一名身手不凡的行动特工。可凌鸿川的运气不佳，加入“军统”不到三个月，就在执行刺杀日军军官任务时受伤被捕，次日死于刑讯。
日本宪兵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凌鸿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凌鸿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喻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喻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臧芝香”，女儿凌宝珠也改名为“臧宝萍”。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喻雅仙才恢复原名。
在浦东惠南镇这段时间，喻雅仙与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曾显聪好上了。曾显聪是沪上颇有名气的电气器材商曾伯堂之子，人称“电气小开”，和喻雅仙一样，也是来此地避祸的。喻雅仙大概是有了嫁给曾氏的想法，没让女儿恢复原姓，而是随了母姓，从此便叫作喻宝珠。
回到上海市区后，喻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喻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初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儿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凌鸿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凌鸿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国民党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
如此一来，喻雅仙和女儿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暂时寄居在新闸路叔父喻鼎举家。幸亏也已返回市区的“电气小开”曾显聪施以援手，在征得其老爸同意后，把自家产业中的一套位于重庆南路仁安里的房子提供给喻雅仙母女居住，并为其提供日常开销。
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呈祥之女。其时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家暴，要么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作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据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温柔，就在外面加倍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喻雅仙后，方才收心。
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她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七十六号”有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敌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立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郁姓律师从中斡旋。郁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着，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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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汪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西凤的嚣张气焰自然彻底熄火，此时她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铁了心，况且已有相好喻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案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案值的案子，凡是原告或者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半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多，法院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喻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西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
可是，真所谓好事多磨，汪西凤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发生时，案子还没判下来，曾显聪、喻雅仙暂时也就没法儿结婚。
然后就要说到本案的被害人喻宝珠了。这个姑娘与其母相比，更胜一筹，长相自然是继承了其母的所有优点，兼具笑容甜美，与被称为“冷美人”的喻雅仙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更加受人欢迎。十四岁那年，喻宝珠在上海大同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大江之子》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公映后反响不错，给制片方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这对母女美人占尽了外在优势，内在缺陷也比较明显。由于从小被宠着，社交活动又多，喻雅仙本来是完全有条件读完大学的，却只读到初三，而且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因为那时她已经未婚先孕了。稍后，学校发给了喻雅仙一纸肄业证书。从此，喻雅仙就与高中、大学无缘了。
女儿喻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气小开”曾显聪每月为她们提供的花销不菲，喻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喻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助场。十四岁上拍摄过电影后，她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
喻宝珠的学习成绩原本平平，隔三差五逃学又拒绝补课，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初二上学期，她全部功课门门挂红灯，开创了所在学校最差成绩的纪录。教导主任暴跳如雷，年级组长急得跳脚，级任老师（班主任）连跳黄浦的心都有，成绩出来后的当晚联袂紧急家访。喻雅仙闻知后却若无其事，端出茶点对老师们热情款待；喻宝珠也是满脸甜美笑容，反复向老师鞠躬道歉，连说“我要努力”。次日，昨晚家访的那三位正在校长室汇报时，喻宝珠请学校门房把一份退学申请送到了校长室。
退学后，喻宝珠更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春节前，随着若干男女到访仁安里，喻宝珠忽然成了本地段的名人。
上海的电影业改造是新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早试点，早在1950年初，长江电影制片厂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9月，昆仑影业公司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长江昆仑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以“长昆厂”为基础，联合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大中华影业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和华光影业公司，组成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当时，参与联合的电影企业都把各自公司筹拍的电影项目或者剧本带往“联影厂”，其中大同公司带去的一个剧本《永远的力量》受到了“联影厂”领导的青睐，认为可以作为“联影厂”成立后的首部影片。于是，一面请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一面筹备拍摄，力争在当年国庆节前公映，作为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献礼片。在影片的筹备会上，众人对哪个演员饰演哪个角色作了构想，有一半以上的参会者推荐曾在电影《大江之子》中饰演过配角的喻宝珠出演《永远的力量》中的女二号。大伙儿聊得起劲，有人提议，何不去喻宝珠家里当场测试一下，立即得到响应。
于是，“联影厂”调派了中吉普、工具车（即后来所谓的“面包车”），载着十几名导演、演员、摄影师前往重庆南路仁安里，顿时引起轰动。那年头上海滩的追星风气之盛不亚于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闲人多，寻常小弄堂口停下中吉普、面包车，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待到发现从车上下来的这批穿着打扮颇显另类的男男女女中有好多竟然是平时难得近距离目睹尊容的明星，立时一传十、十传百，招来了上千围观者，把弄堂挤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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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闻讯全部出动，嵩山分局也派出了民警，总算把围观者劝退，让出一条通道，使来宾得以来到喻氏母女的住所。母女俩倒是在家，不过来宾发现他们的临时起意忽略了一个实际情况，人家的住房面积对于十几位来访者来说显然不够大，人都挤进去是可以的，却没有那么些凳子椅子，即使有也放不下，更别说当场让小姑娘表演了。于是，只好把喻宝珠接到厂里去面试。
如此一折腾，喻宝珠的名声就迅速传播开了，次日已经波及全市。市民的口头传播肯定有误差，传到后来，出了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最离谱的版本是，文化部电影局有文件下达到上海，点名要把喻宝珠作为明星培养，这次电影厂的人来仁安里就是为落实北京指示。这么一来，居委会自然重视，连派出所、分局内部开会研究社会治安情况时也要求户籍警对喻宝珠多加关注，注意不要让闲人无故登门干扰喻宝珠母女的正常生活。
户籍警小顾是个参加工作不过年余的青年，自是遵命行事，跟居委会阿姨交代过几次，关照她们，喻氏母女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必须多加注意，尽力帮助解决，而且要知会所里，所里要做记录的。不曾想到，电影厂来人不过三个礼拜，小姑娘就出事了，而且一下子就出了大事，把性命给弄丢了！
他杀还是自杀
喻雅仙在苏州云林庵接到其叔父喻鼎举的电报时，已是当天天黑之后。她把电报连看了几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出庵去附近的旅馆找陪同她前来还愿的曾显聪商量。两人商量下来的意见是立刻返沪，搭乘夜班火车回上海。买票后，喻雅仙让曾显聪去火车站前的邮电局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叔父自己即刻返沪，免得他老人家着急。
喻鼎举收到回电，马上打电话告知嵩山分局刑侦队。刑侦队要求他去接站，先把喻雅仙接到仁安里那边，途中暂时不要透露喻宝珠死亡的消息，只以“突患急病”搪塞，待刑警过去后由刑警告知。
喻雅仙抵达上海北站后，见两个堂兄堂妹随同叔父、婶婶一起来接站，不禁觉得奇怪，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女儿出了意外。喻鼎举说先回家吧，到家再说。喻雅仙更是觉得不对头，哪肯罢休，盯着追问。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喻鼎举遂说宝珠去溜冰的时候被人撞了，受了外伤，正在医院救治。医院要求交一笔不菲的款子，我们凑不全，只好把你叫回来一道想法子解决。喻雅仙信以为真，哭哭啼啼地说家里有些现钞，不够的话可以把首饰卖掉。一旁的曾显聪立刻表示，钱不算事，都包在他身上，只要人没事就行。
一行人坐了出租车往重庆南路赶，曾显聪原本也想陪同喻雅仙过去，被喻老先生婉拒，让他先回自己家休息，有什么情况会及时跟他联系。到得仁安里，刑警已经在居委会等着，见喻雅仙回来，就跟了上来。喻雅仙进门发现家里的物件被动过了，不禁一个激灵，跟着见刑警进门，脸色顿时大变。待到听刑警说喻宝珠中毒身亡，蓦地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刑警：“你们说什么？宝珠她死啦？”
刑警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喻雅仙突然一跃而起，往客厅一侧的玻璃立柜走去。刑警不知她想干什么，但还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喻雅仙已拉开立柜的玻璃门，从里面拿出一双作为摆设的银筷子，紧握尾端，抬手便往自己颈部戳去！刑警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喻雅仙那个习练过形意拳的堂兄瞧着不对，一个箭步蹿过来，在筷子尖即将戳进颈部的一瞬间，一把抓住了筷子。几个刑警惊出一头冷汗，连忙上前连扯带拉把喻雅仙劝回桌前，按坐下来，说先请听他们把话说完。又对喻鼎举一家说，你们四位也不必回避，一起听听，帮着分析分析。
大致介绍了喻宝珠出事的情况后，话题便转到了毒药的来源上。喻宝珠摄入毒药的方式应该有三种，一是混杂于饮食中，包括开水、“阿华田”和那个饼干听里的小糕点；二是在刷牙时使用了混入毒药的牙膏；三是直接吞服毒药。
上述可以混杂毒药的开水、“阿华田”和小糕点都经过化验，并无毒药成分检出，这样就可以初步排除。现场勘查时提取的喻宝珠使用过的牙刷、牙膏也已经过检验，可以排除其作为中毒载体的可能。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即她自己吞服毒药。鉴于氰化钾的强烈毒性，喻宝珠吞服毒药后肯定会立刻发作，在她一息尚存的短暂时间内，唯一能做的就是垂死挣扎，根本不可能把用来存放毒药的容器——可以是小瓶子，也可以是通常医院用来装药的纸质小袋，或干脆就是普通的纸张，等等——处理掉。所以，如果她是自己直接吞服毒药的话，现场应该留下包装。可是，警方在勘查现场时并未发现这类包装。
刑警说到这里时，喻鼎举提出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其他人在喻宝珠死亡后进入过现场，把毒药包装或者警方目前没掌握的某种混杂了毒药的食品取走了？刑警说，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情况时已经考虑到了，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们在勘查现场时注意到，客厅的地板是打过蜡的，上面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活动痕迹，也没有被擦拭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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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警方还想到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会不会有人在这听什锦果未曾开封前，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使用注射器之类的工具往饼干听里注射毒药，甚至在厂家的生产线上对饼干听里的一两枚糕点做手脚？
经过检查，饼干听整体以及锡封防潮纸完好无损，没有针孔。今天下午，警方又去了冠生园生产该款糕点的车间，提取了这听糕点的生产数据，实地观察了流水线的包装状况，根据记录找到了包装这听糕点的当班工人。初步了解下来，并无值得怀疑的情况。这是一条1949年2月刚从国外引进的包装流水线，称重、装听、密封、压盖都是由机器控制自动操作的，几乎没有做手脚的空间。
喻宝珠那个会形意拳的堂兄提出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她先把毒药从包装中倒出来，然后把包装物处理掉了，比如扔进了抽水马桶？
刑警不由得对这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刮目相看。不过，这种可能警方也想到了。假设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她把毒药从包装物中取出来之后如何存放呢？还是要找一个容器，即使是一片纸，事后也应该有个去向呀。或者是连纸一起吃下去了？但解剖时并未在胃内发现纸质残余物。也有一种可能，即她把毒药倒在手掌里，然后把包装毒药的纸袋或纸张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可尸检时法医对其两手涂抹化学试剂进行过测试，也未发现毒药成分。既然如此，那只有暂时排除这种可能。
这时，喻雅仙的神志似乎清醒了些，情绪也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她突然开腔说，照你们民警同志的意思，我女儿有自杀倾向，但这根本不可能！宝珠是个很开朗很豁达的姑娘，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乐，过年前电影厂来人要请她去拍故事片，她更加开心了，只要跟我在一起，就会说到这事，完全沉浸在即将成为明星的喜悦中。像这样一个生活中只有鲜花和掌声，从来没受过任何委屈的小姑娘，怎么会自杀呢？她没啥想不通的呀！
刑警说，刚才只是尽量详尽地介绍警方的分析，并非确定的结论。之所以把你从苏州请回来，就是想听你说说喻宝珠生前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有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请你相信警方，我们一定能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接下来的询问，就围绕着喻宝珠生前的各种情况展开，其间，喻雅仙每每想到女儿的惨死，几次失控，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直至昏厥，被婶婶和堂妹搀扶回卧室。
立案侦查
从喻宝珠死亡那天开始，嵩山分局刑侦队就认为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都应立案调查，而且大部分刑警都倾向于认为是他杀。当时的规定是，命案需报告上级公安机关即上海市公安局，可是，当天报上去后，市局并未作出回应。于是，嵩山分局只好暂不立案，而是指派三名刑警先行展开调查。后来才知道，市局刑侦处对该案的判断与分局刑侦队是相同的，也倾向于是他杀，主张立案侦查。但是，市局领导的观点却是“先调查，如果发现确凿的他杀证据，再予立案侦查”。
直到十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大字报披露背后的原因。原来，市局领导层接到来自文化系统的电话，说鉴于喻宝珠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多议论，担心影响到上海解放后首家国营性质的电影制片厂的声誉，请求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低调处置此事。因此，市局领导层经过讨论，决定暂不立案，但会议记录表明，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俟发现可以认为是他杀的证据，则应即刻立案。
如此，嵩山分局刑侦队就指派了三名刑警对喻宝珠之死进行调查。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仁安里发生了一桩微不足道的小小纠纷，由此引出被认为是喻宝珠之死他杀依据的物证，这才组建专案组，正式开展命案侦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上一年7月15日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虽已进行了半年多，但时断时续，美国为了获取谈判资本，不断在战场上搞军事冒险，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甚至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细菌战争，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搞好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各地都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嵩山区政府也成立了区一级的“爱卫会”，号召本区市民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具体措施落实到本区各公私单位、中小学和基层居委会。
为制造声势，每个基层单位都把上级下达的“除四害”的指标完成进度“上墙”（即用黑板报、墙报形式予以公布），互相之间还自发进行比赛，未完成指标的要予以督促，完成得好的给予表扬。在这种声势下，全市男女老幼，不管是否有单位，只要具备正常活动能力的，都必须积极参加。本案发生时是冬天，苍蝇、蚊子、蟑螂是没有的，只有老鼠可以消灭。大伙儿都盯着老鼠，一段时间下来，老鼠大幅度减少。不过，指标没有减少，于是就有人从郊区农村或者外地弄老鼠来交差，甚至还出现了物质性的互通有无，死老鼠一时成为抢手货。在这种情况下，因争夺一只死老鼠发生矛盾就容易让人理解了。而这起小矛盾的发生，也使警方对喻宝珠之死的性质有了一个准确的判定。
小主，
仁安里有一户居民，户主老陈系国营物资公司的卡车司机，这在当时是一个使人羡慕的职业，与其他工人相比，收入也高出一截，还有一些便利可用，所以，老陈在仁安里算是一个人物。老陈的妻子刘大嫂是家庭妇女，即现在所谓的全职太太，做家务之余，还热心参加居委会工作，最近刚被居委会指定担任居民小组的小组长。喻雅仙、喻宝珠母女家就属于她负责的居民小组，所以这两天她比较忙，时不时被居委会主任或者户籍警叫去询问喻家的情况。
老陈夫妇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姐姐十一岁、弟弟八岁。姐弟俩是同一所小学的，姐姐四年级，弟弟一年级。姐姐学习成绩不错，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委员，弟弟才入学半年，天生顽皮，成绩不佳，还时常惹事闯祸。这次放寒假伊始，老师家访，对家长说了孩子的情况，要求假期期间注意加强家庭教育，争取开学时以新的风貌展现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姐姐便自告奋勇承揽了这茬活儿，每天对弟弟耳提面命，进行文化和思想品德教育。这男孩儿倒是个可塑之材，每天主动遵照姐姐的吩咐一样样落实，还时不时进行一些发挥。
让姐姐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弟弟就把主意打到她头上来了。小学生也有消灭害虫的任务，不过弟弟是例外，因为他上学半年以来，一向不听老师招呼，课余时间玩耍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打老鼠拍苍蝇？所以甘愿上白榜，照样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小小年纪有这份心理素质不能不使人叹服。寒假期间，经姐姐教育启发，他一心要脱胎换骨做个好孩子。2月11日学校开学，刚上了半天课，老师就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予表扬。稍后，老师又专门和他谈话进行激励，把他的上进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是，弟弟就想到了要完成“除四害”指标，空闲时间也不玩耍了，屋里屋外四处转悠，到处找老鼠。喻宝珠死亡的第二天下午，姐姐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有一只死老鼠，这对于正犯愁完成不了“除四害”指标、恨不得钻地打洞也要弄到死老鼠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下把死老鼠装进一个纸盒，准备明天上学时拿到学校。哪知，弟弟的积极性比姐姐高，发现姐姐的“藏品”后，家庭作业也不做了，立刻把纸盒往居委会送，反正人家会给他开收条，交到学校去一样算指标。
没想到，这一送，倒把姐弟俩的母亲刘大嫂弄了个尴尬。当时为配合爱国卫生运动，街道布置对每户居民进行定期卫生检查，按照检查的情况给予评级，分为“最清洁户”、“清洁户”、“不合格户”和“最差户”。不过，“最差户”一般是没有的——那属于对抗人民政府号召，给扣一个“蓄意破坏抗美援朝”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想当“最清洁户”也不是那么容易。刘大嫂憋着一股劲儿，从春节前就开始努力，终于摘到了“最清洁户”的牌子。同一居民小组数十户中，只有两家被评为“最清洁户”，另一家就是喻雅仙家。她倒不是靠个人努力，而是靠房子本身优越的设施条件轻易夺标。
根据区里的规定，接连三次获得“最清洁户”的居民，将由街道颁发奖状，奖励看一场最新翻译的苏联故事片。刘大嫂想获得这项荣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家庭卫生搞得比喻家好，想来想去总觉得底气不足。昨天发生了喻宝珠猝死之事，她心里一松，喻雅仙的女儿死了，哭都来不及，哪有心思搞卫生？这下笃定可以夺标了。哪知，这节骨眼儿上，儿子忽然拿来了一只死老鼠，进门就对居委会主任说是在自己家里发现的。
这下刘大嫂傻了，家里发现老鼠的，不管是死是活，卫生搞得再好也没有资格评到“最清洁户”了。她还没想清楚往下该怎么办的时候，主任已经让卫生委员把在她家发现死老鼠的情况记录下来了，还打招呼说，按照规定这要上白榜的，刘大嫂你尽管是积极分子，但我们办事一视同仁，请你理解。
刘大嫂赶紧回家，想弄明白这只老鼠是怎么溜进自己家的，还没进门，就听见姐弟俩的吵闹声。原来，弟弟交了死老鼠，拿着写着自己姓名的收条兴冲冲回去给姐姐看。姐姐弄清楚原委，自是恼火，忍无可忍打了弟弟一记耳光。弟弟本是顽劣少年，当下就把“脱胎换骨”丢在脑后，立刻还原本色，找出弹弓偷袭姐姐。虽说是手下留情，没用石头弹子而只用了纸弹，也把姐姐脑门儿上打出了一个疙瘩。刘大嫂问明情况，说你们别吵了，先和妈妈一起把死老鼠怎么出现在我们家里的原因查个明白，设法杜绝，否则以后再有老鼠进门，别说“最清洁户”了，不挂白牌（最差户）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这一番查下来，在两个孩子卧室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底部被咬破了的“冠生园”出品的什锦果空纸罐。刘大嫂心下诧异，家里从来没有买过这种糕点，怎么有一个空纸罐呢？看来就是这个空纸罐把老鼠引来的。这只老鼠多半是在哪里吃了老鼠药，药性发作后到处乱窜，溜进了自己家，发现了这个空纸罐，闻到残留的糕点香味儿，就咬破了底部，临死前尝到一点儿糕点渣子，也算是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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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嫂就拿着这个空罐去了居委会。当时的宣传观点认为，老鼠就是敌人，居民发现鼠情应该像发现敌情一样向居委会报告，再反映给爱卫会，供专家分析，以便制订更为精准的灭鼠方案。巧得很，户籍警小顾正好在居委会。刘大嫂向卫生委员说明情况的时候，起初他也没当回事，听着听着，原本有点儿瞌睡的他眼睛渐渐睁大，最后定格在刘大嫂拿来的那个空罐上。他立即一跃而起，从一本报告纸上扯下两张把空罐包上，对刘大嫂说：“去你家看看。”
小顾不是刑警，他去刘大嫂家不过是要保护现场——他已经认定这个空罐很可能与喻宝珠的猝死有关。看过两个孩子的卧室后，他把房门关上，扯过一张凳子坐在门前，请随着一起过来的居委会主任给派出所打电话报告。
派出所得到报告，马上转报分局。不一会儿，三个负责调查喻宝珠死亡情况的刑警王秀木、阮嘉平、郑寒笙合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风风火火赶到。听小顾说了说情况，刑警转而问刘大嫂和两个孩子，这个空罐是怎么个来路。可是，刘大嫂和她的一对子女对此也是莫名其妙。刘大嫂说，要不是老鼠叼进来的？刑警断然否定，罐子比老鼠大出许多倍，怎么个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