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生活中扬弃私有财产可以是在保持国家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民主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专制国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它还有一种极端的形式，即直接要求废除国家。

如果说前者是为了维护某一种政治统治而做的改良，还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后者追求的则是把人从国家生活中解放出来。

政治生活中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使政治权利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

它主张私有财产不应当成为人在政治生活中享有某种权利的条件，人的政治生活应当和私有财产撇清关系。

我们知道，在政治生活中否定私有财产毫无疑问构成了一种解放。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政治国家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并没有让市民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

实现了政治解放的人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毋宁说它造成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巨大的割裂。

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尽管有其缺陷，但是它依然认识到了人的异化的生存境况，并且把扬弃这种异化作为自己的任务。

但是由于它还不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只是把私有财产视为一切罪孽的渊薮，所以它对私有财产只是采取消极排斥的态度。

这导致它最终没能成为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的真正出路。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在本质上不过是客体化的劳动，即积累起来的工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