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我带着笑音用英语说道，脸上更是一副包容的微笑。

男孩骑车离开，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目送着少年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问自己，安德烈也这样骑过自行车吗？……

今天，苏黎世已不仅是个经济性的城市，同时也是瑞士文化和教育学术中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The University of Zurich，和着名的瑞士联邦科技协会。

伟大的瑞士教育家Johann Pestalozzi (1746~1827年)、诗人 C.F. Meyer和Gottfried Keller，亦出生於此，为此地增添了许多学术色彩和人文风采。

二十一世纪初，在瑞士心理学家暨心理治疗学家 Carl Gustav Jung (荣格，1875~1961年)创立的基金会鼓励下，苏黎世更吸引许多心理学者至此进行研究，已使苏黎世成为世界心理治疗学的发展中心。

曾在苏黎世住过或研究过的知名人士相当多，例如列宁就在城内的Sozialarchiv进修过。而爱尔兰文学家乔依斯James Joyce更埋身在市内的Fluntern墓园中，他所写的名着「Ulysses」(尤利西斯)就在苏黎世完成。

此外，德国作曲家华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有部分作品亦在此谱就。

在苏黎世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我到对这里普通人的生活更感兴趣。

和我所有旅行的兴趣点不同的是，我放弃参观景点的打算。

我想避开游客，更多地去观察当地人的生活。

我穿过一个个公园，从一个社区走到另一个社区。

我进入超市，影院，甚至在学校门口停留，只为看看这里上学的孩子们。

我不知道安德烈在苏黎世的家庭住址。理智上讲，我其实并不想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那样好奇心会不由自主地驱使我去那里一探究竟。而这样的做法会让我感觉自己很无聊，更会给自己增加心里压力。

如今，我可以在任何一个我偶遇的住宅前驻足，想象着这里就是安德烈的家。这到让我的苏黎世之行变得轻松自如了。

欧洲杯让我产生的对安德烈的错觉，只能在这里消除。理论上讲，在苏黎世我似乎随时都可以遇到安德烈，或者和安德烈酷似的人，但我却并不害怕了。

俗话说的以毒攻毒看来还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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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来到了苏黎世，可是凭直觉，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偶遇安德烈的几率为零。

事实也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茫茫人海，就算我们近在咫尺也很容易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