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抱着女儿坐在回家的汽车上，看着公路两旁一排排往后倒退的槐树和垂柳，看着远处整片的绿油油的玉米地，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不禁有点感慨，生活对我貌似在一些方面很不公平，但其实在另一些方面也算待我不薄。

我不应该被世俗的规则、被别人的目光和议论、被自己心中的恐惧套牢自己，我应该勇敢地、大大方方地去做我自己。我应该尽我全力去生活！

我陪着女儿跟父母又待了几天，这期间沈秀兰又是不做饭——只要我回到这个家，她就很自然地不下厨做饭，这已是她多年的习惯，张明德更是像村里的其他男人一样连厨房都不进去。

早上一起，沈秀兰就说地里有活，就走了，个把小时之后又回来吃早饭。中午，晚上，更是这样。沈秀兰去哪里，干什么，张明德像个随从一样时刻跟随。

有一天中午在饭桌上，沈秀兰笑着说：“我给你带孩子耽误了不少农活啊，庄稼都减产了不少。”

我非常不悦地说：“庄稼种个差不多就可以了，多收那么多干嘛呢，够吃够过日子就可以了啊。”

之后我带着女儿玩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让他们带孩子了。

从父母的角度，他们把我和张磊养大，供我们读完了大学确实已经是非常辛苦了，应该要卸下负担好好地过他们的生活了。给我带孩子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额外的负担。我不能再给他们增添负担。

从孩子的角度，按着父母目前的这种方式，幼小的孩子被带的非常粗糙可怜，看看我那些同事的孩子，都是幸福的宝贝，哪个是这样养的，想想我就觉得心里酸楚，不是滋味。

从我的角度，我跟孩子长期分开，我这个母亲还怎么尽责任？孩子这么小，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要每天照顾她的起居，给她洗澡，给她穿上干净像样的衣服，看着她入睡，陪着她成长。我要为她尽作为母亲的责任。

我要给她爱，给她关注，给她温暖。我是她的妈妈，我不能跟她分开！

于是我做了一个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决定——我要把孩子带到滨都去，带到我身边去。

沈秀兰和张明德听完我的决定，都觉得我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做不得数。他们也知道王晓峰现在远在深厦，滨都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怎么可能呢？